sodasinei【翻译练习】萩原朔太郎「詩の翻訳について」

sodasinei 2020-09-29

sodasinei转载,译者:末摘

 

(将这篇置顶,为希望各位在读译文,尤其诗译时,能有所选择。有语言能力者,希望对一切文学,尤其诗歌,能尽量先读原文。)

 

 

关于诗译

萩原朔太郎

 

  虽说宫森麻太郎氏英译的俳句在国外似乎相当受好评,但通过其译文,外国人究竟感受到了什么,这还是个疑问。恐怕那种对日本人的理解只是观看了歌剧《天皇》(The Mikado)所达到的程度、是将俳句解释为“HAIKAI”的程度吧。在大多数情况下,为外国人所追捧的日本事物,代表的都不是纯粹的日本,只是将它们中富士山与艺妓等的概念无矛盾地调和后,得到的天妇罗式的似是而非的日本。真正纯粹的日本事物,因他们无法理解,反而尽成了无趣的东西。宫森氏的翻译之所以会为西洋所接受,恐怕也是因为那是HAIKAI式的俳句吧。

  小宫丰隆氏为了举例证明翻译的不可能,引用了下面的宫森氏的译句。

  The ancient pond!

  A frog plunged splash!

  (古池や蛙とび込む水の音)

  (古池啊,一蛙忽跃入,水音荡)

  小宫氏有言,俳句中成为修辞重心的是像“古池や”中的“や”这样的切字。在这句中,“や”字表现出的是作为对象的古池从很早以前便已在此的这一时间上的经过、实际存在的恒久观念与作者对此的主观感慨。整句为这一切字所断,后句的“蛙飛び込む”则表现的是眼前的现实印象。而通过让这一现实印象的瞬间,消灭在恒久而实际存在的“古池”中这点,所表现出的便是芭蕉观念中“无”的静寂观。然而在宫森氏的译文中,这“や”字却被换作了“!”这一符号。在外文中“!”只是表感叹的符号,通过它并不能表现出原句中的时间观念和实际存在的观念。在俳句中作为切字的“や”是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的复杂词语,不是如在外文中的“!”一般的单纯的感叹符号,首先仅在这一点上,译文就是不完全的。

  然后,小宫氏还阐述了语言的联想性。即是,比如说由“古池”这个词,日本人会马上联想到古老寺院中的小池与建在庭园中的闲雅、长有青苔的小蓄水池。但西方人由这个词联想到的,却是位于阿尔卑斯山、瑞士山中的碧明清澈的大湖。这样的“池”中跃入一只蛙,有何诗趣与意义可言呢?并且,“蛙”这一动物对于日本人来说有着特殊的俳味诗趣,甚是能让人暗暗体会到夏季的自然面貌与由之而来的季节感。但对西方人来说,它却并不能带来任何特殊的联想,只会让人想到食用蛙的丑怪。这样看来,外国人究竟通过这种翻译而从俳句中获得了什么印象,可以说是非同一般的难以想象。

  小宫氏的说法,可以说是常识性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真理。它会在文坛中引起问题,倒不如说是不可思议的。像我这样对外文一窍不通的人在读过后,都觉得通过上例这样的英译并未将芭蕉俳句译通。实话说,读这样的译文使我觉得滑稽,不禁失笑。何况这是身为语言学者名声颇高的宫森氏的译文,且看到它最近在国内外受到一致好评而被称作“佳译”,就越发痛感诗的翻译的不可能性。

  对于「花の雲鐘は上野か浅草か」(花成云,钟鸣上野,抑或浅草?)这句,曾经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英译。

  The clouds of flowers
  Where is the Bells from?
  Ueno or Asakusa.

  西方人读后,问道:“这是葬礼的诗吗?”因觉得奇怪而问其原因,果然不出所料。即是说,“花”这个词对于日本的读者而言,会让人立即联想到樱花;但对于西方的读者而言,却会让人联想到大丽花、郁金香和富贵菊。而“clouds of flowers”则会让其想到西方花草群生的花坛,或是花环与花束的集团。而由“钟”这个词,日本人会联想到佛寺里幽玄的梵钟,西方人却会由谐音想到耶稣教教堂中热闹的钟(bell)。也因此,读过这首诗译的西方人心中浮现出的,是耶稣教堂的钟声响起,在街道上,无数美丽的花环与花束如云般排列的景象,也即是葬礼的景象。

  因此,若想将这句俳句正确得当地翻译出来的话,就有必要将“花”这个词不是译以英语的“flowers”,而是照原样译以“花”这个词的日语原语。而“钟”也不能译作“chimes”或者“bells”,而必须得是日语的“钟”。也就是说结论是,除非将原诗以原语展现,否则翻译将是绝对不可能的。


  拥有翻译可能性的俳句,只能是联想内容极少、诗趣稀薄,与之相对有说理内容的俳句。比如芭蕉的「物言へば脣寒し秋の風」(言过人物事,秋风吹口寒)与芜村的「負けまじき角力を寝物語かな」(悔负相扑事,说与枕旁人)之类的句子,尤其还有以加贺千代女等人为代表的讲人情的月并俳句[1]。千代女的「蜻蛉つり今日は何所まで行つたやら」(昔日捕蜓童,今又往何去)「身に沁みる風や障子に指の跡」(体寒畏冷风,拉窗留指痕)「朝顔につるべ取られて貰ひ水」(朝颜缠吊桶,无奈讨水去)等句,其诗趣并非来自语言中的意象或是场景,而是主要来自人情内容的趣味。若是这类句子,是能通过翻译以让外国人理解的。已故的小泉八云氏,也就是拉夫卡迪奥·赫恩氏,是唯一一位对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至上理解者,尽管如此,他的鉴赏与爱读句也仅止于上述的加贺千代的人情内容的月并俳句而已。何况是对于不在日本居住、从未读过日本文学、对日本几乎一无所知的普通欧美人,他们要通过宫森氏的翻译理解芭蕉等人的俳句是不可能的。恐怕他们通过翻译从“古池や”等俳句中感受到的事物,与将“花の雲”一句理解为描写葬礼的诗而感到钦佩的外国人类似,是为与原句的诗趣全然不同的场景添上他们主观认为的东洋的异国情趣,而在心中描摹的幻象。

  诗的特性在于,它能予以每位读者各自的主观幻想,因此通过诗译,外国人也能以外国的思维自由地构筑意象、自由地给出主观解释,也全然不会有任何障碍,不如说诗译原本的目的也正在此。也因此原本说来,译诗时语言学上的争议是无意义的,不如就让译者根据自身的个人主观想法,自由任意地进行改写。反过来说,结论是所有的诗译都是越是误译则越好。


  与小宫氏的论述相对,宫森氏在读卖新闻上发表的抗议文实在是缺乏常识的。小宫氏的主张中,只是为说明俳句翻译的不可能而引用了宫森氏的译例,并未对宫森氏的译文有什么不好的评价。但宫森氏在自豪般地列举了外国人称赞的评论后,生气地写道,自己的译文在国外受到好评、甚至外国人都很赞赏,身为日本人的小宫氏之流却责难自己,简直岂有此理,不像同胞会做出的事,实在不像话。尽管如此,对于最重要的翻译可能性的问题,他却丝毫不做有良心的辩证,而只是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地一味强调其可能性,并以恶毒的语气谩骂着本不在讨论范围内的小宫氏的语言学能力等等。

  宫森这个人,虽说作为语言学者名声颇高,但在读过他读卖新闻的一文后,我却稍感到人格上受了些轻侮。他说话完全没有常识,连中学生的头脑都不如。认为外国人赞赏的译文,身为日本人而指责它是不像话的这点,大概是在说语言学上的评论吧,但小宫氏的主张,所说的并不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关于诗的翻译可能性的议论。在宫森氏的头脑中,诗的翻译靠语言学的智慧便能尽数解决。但我深切感受到,所谓语言学者,实在都是些头脑不灵光的人。说实在的,一切有良心的翻译者,都应将与小宫氏所言类似的话写在自己译本的序文中,就像堀口大学君那样。他为译诗集起了《遗失的宝石》这样的题目。已故的上田敏博士每出译诗集,也都会为其实属翻译不可能之列而自白致歉。因诗这种文学,越是知其深意,就越是明白它无法被翻译成他国的文字。拿宫森氏来说,若是他真正理解俳句,那么对于外国人的好评,他反而应该感到羞耻不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无论拥有怎样的语言能力,都无法写出诗(尤其俳句)的令人满意的翻译,这是他自己应该明白的。

 

  坡的无韵诗《乌鸦》的表现效果,便在那“nevermore”之类、“Lenore”之类的词语寂寞而遥远、如从墓场里吹来的风一般的,既内含悲伤又令人毛骨悚然的音韵的反复回响之中。坡将它们有意识地反复,整首诗的主题便通过这些词所表象出的心情的周期性反响而构成。若是从《乌鸦》中去除这音律,其中便会不存一物,仅仅将成为文字的无意义排列吧。但无论怎样的译者,都无法将其转译为日语。诗译的不可能,仅通过这一例便可反映出来。  

 

  我以前作的诗中,有题为《鸡》的一篇。坦白地说,它是对坡的模仿。将鸡在早上的打鸣声用“totekuru”“moruto”等音韵来表现,整首诗也是用相似的表现技巧表达着相似的诗思。由此可言,诗是应被“改写”而非被“翻译”的事物。

 

  对“二月三月日迟迟,东行西行云悠悠”这句汉诗,曾有人给出了「きさらぎ、やよひ、日のどか。とざま行きこざま行き、雲うらうら。」(仲月季月,日安闲。行彼处此处,云悠悠飘过。)的日译。这的确是忠实的译文。但这首日译诗没有艺术上的价值,且丝毫未在表象上将原诗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另外,在新古今集里还有如下和歌。「昔思ふ草の庵の夜の雨に涙なそへそ山ほととぎす」(回想往日事,草庵夜雨落。更添泪雨意,山中杜鹃鸣)。这是将白乐天的汉诗句“庐山雨声草庵中[2]”以日本风格解释所得。这不是翻译。并且这首歌作为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且更从本质上抓住了原诗的诗性情绪。因此,对于外国诗,读者真正想要了解的,并非是将诗的原语逐字翻译而得到的诗思,而是原诗本身所有的原本诗意,是原诗自身的诗性情绪。也因此,不如说诗是更应改写而非翻译的事物。之前说反过来说翻译是越是误译则越好,也是这个原因。

 

  译诗所应做的事,仅止于将原诗的念想(思想)传达出来。因设置了这一限制,才有人主张翻译的可能性。但所谓诗的思念,是蕴含在诗的言语所包含的联想、意象、韵律中,成为无法以化学分析的有机体而生存着的。仅以原诗在文学上的构成来解释,是无法传达出诗中含义的。而为了能将它传达,除对原诗的一字一句条分缕析、加上繁琐的注解外别无他法。到头来,只得让译者将其作为自身的创作而改写。

 

  所有的诗译,都是翻译者自身的创作,是改写,其价值也正在此。换言之,诗的翻译者,在将原作融于自身之中,将其化作自己艺术上肉体的细胞之时,才拥有了作为译者的著作权。即比如说,波德莱尔对坡的翻译,那就是“佳译”。而所有的佳译,都是翻译者自己的创作,无非是正确的改写。

 

  森鸥外氏的《即兴诗人》被公认为比原作更好。读过译文的人们,对原作的无聊感到意外,而失望不满。“《即兴诗人》不是翻译。那是鸥外氏的创作。我们被鸥外氏骗了。”他们说。正是如此,《即兴诗人》是鸥外氏自身所作的改编。而也因此成了“佳译”。  

 

  所有好的翻译都是“创作”。因此通过波德莱尔的译文读坡的诗的人们,实际上是在读着波德莱尔的诗,而非坡的诗。

 

  堀口大学君作为法语诗的译者而受到公认。堀口君所译的诗,无论是魏尔伦也好,西蒙斯[3]也好,谷克多也好,都成为了堀口君自己的诗,无论读哪一首,都不过是同一种堀口式的风格、是同一种堀口式的抒情诗变化。也就是说对于堀口来说,所有的诗译既是翻译,也成为了自身的创作。也是通过堀口君的诗译,一个爱读魏尔伦、景仰着他的青年,曾向我展示了自己作的诗。“我觉得受到了魏尔伦的影响……”他说。读过那首诗后,我回答道:“没有一点来自魏尔伦的影响。完全只是在模仿堀口君的诗而已。”

 

  在日本诗坛,曾有象征派诗人维尔哈伦流行的时代。当时有位年轻的新进诗人因说他受了维尔哈伦的影响而受到好评。我读过那诗后感到惊讶的是,那完全是对川路柳虹君的诗的模仿。而当时川路君正积极地译着维尔哈伦的诗——没有比这更滑稽的事了。

 

  给读诗译的人的忠告是,首先要看译者作为诗人、作为文学家,是否拥有比原作者更高的、或同等的,或是最糟的情况下不相上下程度的才能。如果说译者并没有那样去与原作者相比较的资格,只是个不成气候的拙劣诗人的话,那么不如说完全不去读他的翻译是更聪明的决定。因为诗译是翻译者自身的创作,只有通过同化了翻译者的情思、技巧、风格的特殊血液,才能透视到原诗的精神。也因此,被译出的原诗的价值,总是与其翻译者作为诗人的价值一致。如果翻译者只是个拙劣的诗人的话,那原诗也只不过是首低劣而廉价的诗罢了。波德莱尔以实价向法兰西人售卖坡的诗。但其他的翻译者们,大都使原作者的价值下跌,而以贱价兜售。  

 

  翻译的不可能,是更为广泛的、根本上的问题,并不仅限于诗,与一切文学都有关系。在更本质上,是与外国文化的移植本身有关。举一例,“Real”这个词,在日语中被译为“现实”。与之相应,“Realism”则被译为“现实主义”。但“Real”一词在英语中的意思并不单指“现实”,而有着更深奥的哲学意义,即某种“真实的事物”“确实存在的事物”,并非是架空的幻影或是假象,而确有“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意思。但在日本的文坛中,因为只单纯将其译为“现实”,日本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也只是单纯描写日常生活的事实,止于对无意义的现实的平面性记述,成为了所谓的“身边小说”。而像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西方一篇也找不出来,是绝对没有的。将“Naturalism”译作“自然主义”,这也同样是误译,并导致了日本文学的畸形,使特殊的写生文性质的小说流行了起来。

  如果说实话,外语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所做的只能是拿着拥有类似意思的词,假定它与原语对等,胡乱将它嵌进文中而已。但日本人是从古来便没有思想的国民。本便以哲学性的思想为根基的西方文学输入时,因没有一个能与之对应的原语,在寻遍了日语字典的言海后,不得已只能生搬硬套“现实”“自然”等译词使之对应。而结果,现实主义也好自然主义也罢,包括种种其他的西方文学,都未能得到正确合适的翻译。

 

  在外国文化的输入上,翻译是绝对不可能的,实际上只有“改写”,而结果,所有外国文化的输入,都不过只是国民自身的主观性“创作”,由上述的一例也可看出这点。同化了中国文化的日本人过往的历史,也尤其证明了这一事实。


  日本的陆军中,故意将所有的外语译成了繁琐的日语(其实是汉语)。比如说坦克,被称作军用车,又被译作装甲车。有教官对新兵说:“日本的陆军在本质上与外国的军队是不同的。”然后,单纯的新兵问:“教官大人,军刀(sabel)不是西洋刀吗?”教官说:“不是军刀(sabel)。在日本的军队里,要叫指挥刀。明白了吗?”新兵问:“那laba是什么呢?”教官说:“笨蛋!喇叭是日语。”

  这是对国粹主义的讽刺笑话。以国粹主义者的观念,一切输入的外国文化,都被强行拿来牵强附会、努力进行不自然的创作。与之相对,进步的国际主义者们,对外国文化尽力忠实于原作,立志将其翻译成原作的样子。从结果上看,总之双方都不过是在进行改写,但从作为翻译者的良心出发,自然后者追求的方向是正确的。前者从最开始就只是以误译为目的进行着误译罢了。

 

  放弃原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白翻译的不可能性。他们较之文学家更为聪明。要问为什么,因日本的文学家们,他们拿着改写后的似是而非的自然主义文化和似是而非的现实主义文学,自以为能与同样的外国思潮列于同位,以资本主义末期的近代文学自居而洋洋得意,实在令人捧腹。  
  

 

[1] “月并”原指每月例行句会,也表陈腐之意。正冈子规进行俳句改革后,与自己开创的新派俳句相对,将从江户时代后期(天保)至明治俳句改革之间重辞藻而轻内容的旧派俳句贬称为“月并俳句”。

[2] 出自白居易《庐山草堂夜雨独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员外》。原句为“庐山雨夜草庵中”,此处应为误记。

[3] 原文为シモンズ,译者认为指英国诗人亚瑟·西蒙斯,但此处说法语诗,且并未查到堀口大学有译过其作品,疑为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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